[外景部分]

大家好，我是鄞州区委党校的应雁。我现在所在的社区是鄞州区百丈街道中山小区，是一个典型的老旧小区。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，这里一共加装了9部电梯，很多社区都来这里取经。今年1月，我市根据前期探索经验和百姓呼声，出台《宁波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管理办法》，目前仅鄞州区就已经加装这样的电梯78台，今年还计划启动加装100台。我们欣喜地发现，近年来的法律越来越接地气，越来越得人心了。

[演播厅部分]

遵循“八八战略”中关于“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环境优势，积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，切实加强法治建设、信用建设和机关效能建设”的要求，宁波尤其重视依法治市工作。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宁波时曾强调，要积极营造公平、公正的法治环境和良好的社会环境。十数年间，从法治浙江到法治中国的征程，同时也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征程，目标就是建设一个人民满意的法治现代化强国。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将更好地体现人民的利益，反映人民的愿望，维护人民的权益，增进人民的福祉。

良法善治是衡量人类法治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尺。已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遵守，而大家所遵守的法律又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，这样一个双向奔赴的良性循环推动着我们宁波法治建设的不断前行。

我们先来看良法。立法有温度，民生总关情。看似高冷的立法，其实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。比如我们刚才看到的老旧小区加装电梯，是党中央、国务院顺应我国老龄化趋势而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，不仅关系到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尊严，也关系到整个小区居住品质的提升。但是事实上这项惠民工程推进难度很大，因为高低楼层之间、不同楼道之间、业主物业之间想法各不相同，需要在多方之间寻求利益平衡点，实现总体利益最大化。如果没有统一标准指导，许多小区的电梯加装工程都会因为达不成一致意见而半途而废，这项工程就不得不中止，推进进度十分缓慢，《宁波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管理办法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。它不仅确立了业主主体、社区引导、政府支持、市场运作、合力推进的基本准则，还在明确“谁受益、谁出资”原则的基础之上，鼓励申请使用物业专项维修资金、住房公积金及财政奖补资金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加装电梯项目，以及合理利用电梯广告增加收入来覆盖电梯本身的保养维护费用等，为这项工作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标准。经过反复斟酌，依照《民法典》相关规定，将业主同意的比例确定为⅔业主参与且其中¾业主同意即可，“一篇否决制”不再是王道，这项工作得到大力推进。对于一楼二楼的住户，我们的立法当然也没有“抛弃”他们，在条例中同时还有公示期的合法诉求表达、合理经济补偿等规定，照顾到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。立法能为城市的弱势群体“撑腰”，寻找最大公约数，推动民生实事的进展，关注老百姓看得见、摸得着的幸福，是值得点赞的良法。

关于立良法，我们再来看一例“特殊”的地方性法规，《宁波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》，有专家说它是我市第一部倡导性立法。什么叫倡导性立法？我们印象中，传统的法律都是刚性的，也就是具有强制性的，对行为进行否定性的评价，一旦违反了某条法律，就会有不利后果等着我们，法律“冷冰冰”的印象由此而来。而倡导性的立法关注的是从正面引导公众的行为，为大家提供良好的行为引导，告诉大家做什么是值得鼓励的，是一种有温度的立法。例如在《宁波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》中，除了对个别明显违法的不文明行为规定了处罚标准外，还有大量的表述用的是文明节庆、文明婚丧嫁娶、文明祭扫、鼓励和支持公民参加扶贫、济困、助学、助医、赈灾等慈善公益活动等诸如此类的规范，以此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提升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水平，为社会树立行为标杆，也体现了法律的张力。相类似的，《宁波市全民阅读促进条例》《宁波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》等等，也有倡导性立法的意味。

再来看善治。立了良法，善治就是依良法来治理，尊重和保障人权，实现共治共享。例如以柔性执法来实现执法方式的创新，达到了治理效果与人民满意相统一，我们宁波在这方面有许多探索。有一种容错机制叫“首违免罚”，例如对于未系安全带、未按规定使用灯光等轻微的交通违法行为，如果近六个月无其他违法行为，就会收到交警温馨提示短信，不作处罚，教育引导，赏罚分明。有一种执法温度叫“公益抵罚”。对一些轻微治安违法行为，经过当事人申请，允许使用参与垃圾分类、小广告清理等社会公共服务，来代替行政处罚，此时处罚的教育意义要远大于惩戒意义，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。有一种激励措施叫“以学代罚”。对一些涉及超限治理、违法捕捞等重点领域轻微违法的企业和个人，增设提醒约谈环节，从行政处罚、事故案例等多角度阐明利害关系，加大警示教育力度。

再比如以调解来代替诉讼化解矛盾纠纷，达到社会稳定与人民满意的统一。“无讼”一直是我国历史传统中化解民间纠纷的理想愿景。早在春秋战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，调解制度在我国就已存在并具有法律意义。“马锡五审判方式”“枫桥经验”、人民调解等均为我国现当代的创新调解实践。我们中国人爱面子、重情义，对簿公堂总被我们认为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，诉讼之外的矛盾化解方式更为我们所推崇。在我们宁波市鄞州区有一位上了中国好人榜的金牌调解员叫潘明杰，他自创的“335快乐调解工作法”，十多年来一共调解了2000多个案件，调解成功率100%，大到五六千万元的遗产纠纷、两三千万元的劳资纠纷，小到“一根筋认死理”的几元钱消费纠纷、“争气不争财”的邻里纠纷，都是零投诉、零反弹。老潘和他们团队的“小潘们”已经能解放他们辖区内20%的警力，同时也真正做到了“打开心结”“案结事了”。判决论理，调解论情，社会纠纷的产生原因纷繁复杂，白纸黑字的法律面对的却是情理法相互交织的百态人生，多元化的纠纷化解机制更符合老百姓对善治的期待。

法治兴则国兴，法治强则国强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，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，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坚持法治为了人民、依靠人民、造福人民、保护人民，把体现人民利益、反映人民愿望、维护人民权益、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法治体系建设全过程。这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根本立场，也是推进法治体系建设的根本价值追求和力量源泉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，人民群众对民主、法治、公平、正义、安全、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，要持续不断地回应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，比如对于新兴的科技革命带来的伦理问题，数字治理、人工智能如何破题？信息安全、隐私安宁如何维护？只有坚持问题导向、目标导向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，用法治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和美好生活，才能永葆初心和使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