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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“清代浙东学派”名称与性质的辨析——为“清代浙东经史学派”正名
信息来源:
发布日期: 2011-09-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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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浙江向称人文荟萃之地,又有“文献名邦”的美誉,历来有深厚的经史之学传统。从东汉王充、袁康,到魏晋时期的虞翻、虞喜,乃至于南宋吕祖谦、叶适、陈亮、王应麟,明代的宋濂、王守仁、刘宗周等等,都是学术名家,可谓清代浙东学派的先驱。

但关于“清代浙东学派”的名称与性质,迄今为止,大多数学者都受梁启超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与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的影响,定位为“浙东史学派”或“浙东史学”。实际上,这是一种学术的偏见,本文特就“清代浙东学派”名称的缘起及其学术性质作一辨析,以求正于方家。

“浙东学派”的名称最早是由黄宗羲提出来的。他在《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》一文中批驳了明史馆臣所谓“浙东学派最多流弊”[i]之说。但黄宗羲所谓“浙东学派”,指的是明初以来今绍兴、宁波地区学术发展的主要脉络,即浙东学统,或曰浙东学脉,而非现代意义的学派。该文在评论浙东学术发展脉络及其对明代学术发展的影响时说:

有明学术,白沙开其端,至姚江而始大明。盖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,未尝反身理会,推见至隐,此亦一述朱,彼亦一述朱。高景逸云“薛文清、吕泾野语录中皆无甚透悟”,亦为是也。逮及先师蕺山,学术流弊救正殆尽。向无姚江,则学脉中绝;向无蕺山,则流弊充塞。凡海内之知学者,要皆东浙之所衣被也[ii]

基于这样的认知,黄宗羲认为明史馆臣的批评是“忘其衣被之功,徒訾其流弊之失”的刻薄之论。[iii]由此可见,黄宗羲是将姚江之学和蕺山之学一起归入于浙东学脉的。从学派的意义上说,阳明学派与蕺山学派分属于两个宗旨有别的学术派别,而从学脉的意义上说,阳明心学与蕺山慎独之学在浙东学术传统中是一脉相承的。两者承前启后,是使浙东学脉不至于中断的重要环节。

据笔者考证,黄宗羲还汇编过一部《东浙文统》[iv]。这部书虽然现在已经散佚难寻,但我们仍可从黄宗羲著作及后人著录中窥知一二。黄宗羲所撰《称心寺志序》云:

戊寅己卯之际,余与越中知名士数十人,事子刘子于讲舍,退而为《东浙文统》之选。[v]

黄炳垕《黄梨洲先生年谱》崇祯十二年己卯条云:

子刘子讲学之时,圆澄、圆悟两家子孙欲以其说窜入,子刘子每临讲席而叹。公于是至郡城,邀一时知名士王士美业洵、王元趾毓耆等十余人,进于函丈。退而为《东浙文统》之选。[vi]

由此可见,这部《东浙文统》,是一部集数十名学者文章于一编的文集,所收录的对象,是以刘宗周弟子为主的浙东学者,揭示的还是浙东学脉,而非一个学派著作的汇总。这也证明黄宗羲所称“浙东学派”与今人所谓“浙东学派”的涵义是有所不同的。

然而到了黄宗羲及其弟子后学,确实形成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“浙东学派”。这个学派有领袖、有骨干、有渊源、有传承、有宗旨、有特色。其学术领袖是黄宗羲,学术骨干是黄宗炎、黄百家、万斯大、万斯同、万言、李邺嗣、郑梁、陈夔献、董允瑫、陈訏、邵廷采等,其渊源远绍南宋“浙学”,近承王阳明、刘蕺山,其传承弟子众多,载于《南雷诗文集》者约有三十多人,而下及后裔、后学如黄璋、黄炳垕、郑性、全祖望、邵晋涵、章学诚、王梓材等皆可视为梨洲学术传人[vii]。其学术宗旨即黄宗羲所提倡的“经世应务”,其学风特色即明经通史,会众合一,重视“力行”。

黄宗羲虽然不以浙东学派的领袖自居,但其学友、弟子是一致尊奉他为学术领袖的。例如,杲堂先生李邺嗣同黄宗羲的关系介乎师友之间。他对黄宗羲十分崇敬,在书信中称与梨洲先生定交二十余年,“凡生平出处大节,及所事学术文章,俱隐然以(梨洲)先生在望,心为仰止”[viii]。黄宗羲的另一位好友万泰,则多次率领其子斯年、斯大、斯同等到黄竹浦拜访宗羲兄弟,请教学问,并常对朋友说:“今日学术文章,当以姚江黄氏为正宗。”[ix]于寒村先生郑梁,则在聆听黄宗羲的教诲之后,仿古人“尽弃所学而学之”的遗风,将拜师之前的旧作统统烧掉,而将此后的著作称为《见黄稿》。其子郑性遵从父训,在住宅东面特筑二老阁,作为祭祀祖父郑溱、祖师黄宗羲之地,并作藏书、刻书之所。可见在清代,确实形成了以黄宗羲为学术领袖的浙东学派。

其实,我们从黄宗羲亲撰的南雷文中,已可看到以他为中心的清代浙东学派之规模与宗旨、学风。他在《翰林院编修怡庭君墓志铭》中说:

甬上有讲经之会,君(陈锡嘏,字怡庭)与其友陈赤衷(夔献)等数十人,尽发郡中经学之书,穿求崖穴,以立一之平,盖龂龂如也。……甬中多志行之士,由此会为之砥砺耳。[x]

而在《陈夔献墓志铭》中则更加具体地写道:

丁未、戊申间,甬上陈夔献创为讲经会,搜故家经学之书,与同志讨论得失。……数年之间,仅毕《诗》、《易》、《三礼》,诸子亦散而之四方,然皆有以自见。如万季野之史学;万充宗、陈同亮之穷经;躬行则张旦复、蒋弘宪;名理则万公择、王文三;文章则郑禹梅清工,李杲堂纬泽,董巽子、董在中函雅,而万贞一、仇沧柱、陈匪园、陈介眉、范国雯准的当时,笔削旧章,余子亦复质有其文。呜呼盛矣![xi]

这个甬上讲经会的成员,即以黄宗羲为领袖的清代浙东学派的主力。至于其宗旨、学风,则如全祖望所述,强调“以六经为根柢”、“受业者必先穷经;经术所以经世,方不为迂儒之学,故兼令读史。……公以濂、洛之统综会诸家,横渠之礼教,康节之数学,东莱之文献, 艮斋、止斋之经制,水心之文章,莫不旁推交通,连珠合璧,自来儒林所未有也”(《梨洲先生神道碑文》),强调“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,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”(全祖望《甬上证人书院记》)。简言之,就是明经通史,经世致用。

现代意义上的“浙东学派”概念,是由近现代学术大师梁启超首先提出的。梁氏在1902年所撰《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一文中说:“浙东学派……其源出于梨洲、季野而尊史,其巨子曰邵二云、全谢山、章实斋。……吾于诸派中,宁尊浙东。” [xii]又在1923年所著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中说:“明清嬗代之际,王门下惟蕺山一派独盛……而梨洲影响于后来者尤大。梨洲为清代浙东学派之开创者。”[xiii]可见梁启超是十分推崇以黄宗羲为首的清代浙东学派的。

但梁氏之论却存在一个偏颇,即把这个学派仅仅看作史学流派。他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论清代学术说:“大抵清代经学之祖推(顾)炎武,其史学之祖当推宗羲。……宗羲以史学为根柢,故言之尤辩。”又在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中说:“梨洲学问影响后来最大者,在他的史学。现行的明史,大半是万季野(斯同)稿本,而季野之史学,实传自梨洲。[xiv]自梁氏以后,学者论及清代浙东学派者,大多受梁氏影响,而称“清代浙东史学”或“浙东史学派”云云。[xv]

其实,我们从上引南雷文已经可以证明浙东学派的学术特色是经史并重的。正因如此,其弟子在宁波创设“讲经会”,以辩论五经、阐扬经学为宗旨。黄宗羲自己的学术成就,不仅有《明儒学案》、《行朝录》一类史学著作,而且有《易学象数论》、《孟子师说》、《授书随笔》、《春秋日食历》一类经学著作。他对“明经通史”这个学术特色,曾在多篇书函、序跋、墓志铭中予以揭示。例如,在《冯留仙先生诗经时艺序》中明确反对士子“专读时文”而主张“根柢经史”,抨击了当时“时文充塞宇宙,经史之学折而尽入于俗学”的流弊;在《万充宗墓志铭》中批评了“科举之学”崇尚片言只语、不讲“大经大法”的弊病,而主张“会众以合一,由谷而之川,川以达于海”的“穷经”方法;在《万祖绳墓志铭》中自述“余于经、史、诗、文多所钞节”,在《补历代史表序》中则抨击了“崇科举而废史学”的学术偏向,并讲述了自己刻苦攻读二十一史的经历。可见黄宗羲是主张经史并重不可偏废的。而其弟子与后学虽然各有侧重,却都不曾偏废经学,而是兼治经史。如宗羲之弟黄宗炎,其经学专著《周易象辞》、《寻门余论》、《图学辨惑》在清代经学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。宗羲弟子万斯同,除了《明史稿》、《补历代史表》等史学名著外,还有《庙制图考》、《群书疑辨》、《讲经口授》等经学著作,而其兄万斯大则是著有《经学五书》的著名经学家。全祖望也兼治经史,其名著《经史问答》10卷,即有7卷讲经、3卷论史。被视为“浙东史学”传人的邵晋涵,虽然一生主要从事史书编纂整理,但其最重要、最有影响的著作却是经学专著《尔雅正义》20卷。这说明黄宗羲及其学派并非偏重史学而是经史并重。正如近代学者刘师培所论:“浙东学派承南雷黄氏之传,杂治经史百家,不复执一废百。”[xvi]

关于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特色与定位,笔者在20年前发表的《黄宗羲与清代学术》一文就对梁氏之说提出异议,拙文指出:

关于清代浙东学派,前人往往作狭义的理解,称之为浙东史学派,并以章学诚为其殿军,恐怕有失偏颇。愚意以为,浙东学派是一个包括经学、史学、文学、自然科学在内的学术流派,虽然史学成绩显著,但不应仅仅视作一个史学流派。[xvii]

二十年来,我的上述看法日臻明晰,并且自信可以成立。我认为,以黄宗羲为首的清代浙东学派,是一个崛起于清初、延续至清末、涵括经学、史学、文学、科学等多个领域而以经史之学为主体的学术流派。该学派的活动区域,以浙东的宁波、绍兴为中心而扩展于浙西,影响于全国。其学术领袖黄宗羲,不仅精通经史之学,而且在文学和自然科学的诸多领域成就卓著。其主要代表人物,以经学为主兼治史学的有黄宗炎、万斯大,以史学为主兼治经学的有万斯同、邵廷采、全祖望、章学诚,经史兼治而偏重文学的有李邺嗣、郑梁、郑性,偏重于自然科学的有黄百家、陈訏、黄炳垕,偏重考据的有邵晋涵、王梓材。这个学派的正式名称,应当称之为清代浙东经史学,而非“清代浙东史学派”

正是在“清代浙东经史学派”这个新概念指导下,笔者参与了由戴逸先生主持的“国家清史纂修工程”的文献整理工作,设计并主持了名为《清代浙东经史学派资料选辑》的系列丛书项目。“清代浙东经史学派”的名称也得到以戴逸先生为首的“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”的认可。这部系列丛书收录了黄宗羲、黄宗炎、李邺嗣、郑梁、万斯大、万斯同、万言、黄百家、陈訏、邵廷采、郑性、全祖望、邵晋涵、章学诚、王梓材、黄炳垕等16名该派学者的代表作,分编为经学、史学、文学、历算、附录凡五编十二辑,其中汇辑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。例如,黄宗炎的《周易象辞》二十一卷、《寻门余论》一卷、《图学辩惑》二卷,万斯同的《庙制图考》四卷,邵晋涵的《尔雅正义》二十卷等重要的经学著作,万斯同的《补历代史表》十四卷、《儒林宗派》十六卷,王梓材的《宋元学案补遗序录》、《宋元儒博考》等史学著作,黄百家的《明史历志》二卷(稿本)、《勾股矩测解原》二卷,陈訏的《勾股述》二卷、《勾股引蒙》五卷,黄炳垕的《测地志要》、《五纬捷算》等自然科学著作,过去都未经整理出版。这次我们将它们整理校点以待出版,相信出版以后,将对全面系统地研究浙东学派的人物与思想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

 

 



注释:

[i] 黄宗羲:《南雷文案三刻·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》,载沈善洪主编、吴光执行主编的《黄宗羲全集》第10册,杭州,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1月增订版第10册,第221页。

[ii] 同上。

[iii] 同上。

[iv] 吴光:《黄宗羲著作汇考》,台北,台湾学生书局19905月版,第244页。

[v] 黄宗羲:《南雷文案·称心寺志序》,载《黄宗羲全集》第10册,第3页。

[vi] 黄炳垕:《黄梨洲先生年谱》,载《黄宗羲全集》第12册,第27页。

[vii] 近代学者黄嗣艾著《南雷学案》(民国二十五年正中书局出版),列举梨洲“同调”学侣刘汋以下132人,其中大多为浙东地区学者;列举梨洲“及门”54人,“私淑”8人。所列未必尽确,但大多不误,足见梨洲弟子之盛。

[viii] 李邺嗣:《奉答梨洲先生书》,载《杲堂诗文集·杲堂文钞卷四》,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,第464页。

[ix] 引自李邺嗣:《送万季野授经会稽序》,载《杲堂诗文集·杲堂文钞卷三》,第450页。

[x] 黄宗羲:《南雷文定后集·翰林院编修怡庭陈君墓志铭》,载《黄宗羲全集》第十册,第445页。

[xi] 黄宗羲:《南雷文定后集·陈夔献墓志铭》,载《黄宗羲全集》第十册,第453

[xii] 梁启超:《饮冰室文集·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,载《饮冰室合集》第三册,上海中华书局1936版,第95页。

[xiii] 梁启超: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之五《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——黄梨洲》,载《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》,复旦大学出版社,19859月版,第138页。

[xiv] 见《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》,第14147页。

[xv] 参见:何炳松著:《浙东学派溯源》,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初版陈训慈:《清代浙东之史学》,载《史学杂志》26期(19314月出刊);杜维运:《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史学派之兴起》,载《清代史学与史家》,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版

[xvi] 刘师培:《全祖望传》。转引自董平撰《浙东学派之名义及其内涵》文。

[xvii] 吴光:《黄宗羲与清代学术》,载《孔子研究》1987年第2期。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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